时值巴塞尔艺术展香港展会，高古轩香港画廊即将于3月25日至5月11日举行「安迪‧沃霍尔的悠悠长影」展览。开幕酒会将于3月25日（周一）晚间6-8时举行。

此次展览由曾任职于匹兹堡安迪‧沃霍尔博物馆的洁西卡‧贝克（Jessica Beck）为画廊筹划，展出安迪‧沃霍尔（Andy Warhol）的重要画作、摄影作品及影片，亦会同场展出与他同代和新生代艺术家的作品，探究沃霍尔对文化的深远影响。这些艺术家包括德里克‧亚当斯(Derrick Adams)、尚‧米榭‧巴斯奇亚(Jean-Michel Basquiat)、乌尔斯‧菲舍尔(Urs Fischer)、南‧戈丁(Nan Goldin)、道格拉斯‧戈登(Douglas Gordon)、亚历克斯‧伊斯雷尔(Alex Israel)、村上隆、理查德‧普林斯(Richard Prince)、纳撒尼尔‧玛丽‧奎恩(Nathaniel Mary Quinn )、斯特林‧鲁比(Sterling Ruby)，以及曾梵志。

沃霍尔是二十世纪最多产的艺术家之一，他的创作多元，令作品至今仍然影响深远。他在40年的创作生涯里不断推陈出新，从1950年代充满个人意义的素描，转至1960年代以名人、消费品和灾难为题材的经典波普艺术丝网印刷画作，1970年代的社会精英肖像作品，以及1980年代创作的电视剧集、合作项目和摄影作品。不拘一格的创作媒介和形式，令沃霍尔的艺术成就至今仍然为艺术家带来无限启迪。

沃霍尔的画作《银色伊丽莎白(工作室版)》(Silver Liz [Studio Type]，1963)、《毛泽东》(Mao，1973)和《玛丽莲梦露》(Marilyn Monroe，1979)，以及他拍摄唐雅尔‧卢纳(Donyale Luna)的《试镜》影片(Screen Test, 1965-1966年作)，均重新定义了肖像与当代风格、权力和名流的关系。此外，《Brillo肥皂盒》(Brillo Box，1964)和《美元符号》(Dollar Sign，1981)将商业设计和金融标志引进艺术世界，而他的《花》(Flowers，1964)和《影子》系列(Shadows，1978-1979)则展示崭新的抽象模式。

沃霍尔的创新重现手法和他挑战性别规范的立场，与南‧戈尔丁摄影作品探讨的身份、魅力、表演主题互相呼应，其中包括《戴上歌剧手套的艾薇，波士顿》 (Ivy in opera gloves, Boston ，1972)。尚‧米榭‧巴斯奇亚在第一次见到偶像沃霍尔后不久，创作了以他们二人为题材的《双人像》(Dos Cabezas，1982)，二人后来携手完成160余幅画作，其中包括《甜蜜辛辣》(Sweet Pungent，1984-1985)，见证沃霍尔再度亲手绘制画作。

沃霍尔经常尝试全新的艺术创作手法，同时亦透过重影、伪装和拍摄等技术重新构建自己的公众形象。在《戴着惊悚假发的自拍像》(Self-Portrait in Fright Wig，1986) 宝丽来照片中，他改变了自己的容貌，戴上标志性的银色假发和太阳眼镜，并以阴影模糊五官。道格拉斯·戈登的《你+我的自画像(两幅)安迪》(Self-Portrait of You +Me (2 piece) Andy，2008)以商业手法复制一幅沃霍尔戴上假发的自拍照，照片的部分被烧毁和撕裂，然后裱于镜上，以令人略感不安的手法呼应沃霍尔的创作方法。乌尔斯‧菲舍尔的《露珠》(Dew，2023) 重现了后沃霍尔时代借用和改造广告图像的手法。纳撒尼尔‧玛丽‧奎恩的《运动员》(The Athlete，2024) 诠释了沃霍尔《运动员》系列中的拳王阿里(Muhammad Ali)和篮球员贾巴尔(Kareem Abdul-Jabbar)的宝丽来照片和画作，以及金宝汤罐头。

在曾梵志刻画自己与沃霍尔的双人肖像作品《飞翔》(2000)中，画面中两位佩戴相同面具以隐藏样貌的艺术家站在茂盛的花田里，两架喷射机从他们的头上飞过。村上隆的新作与沃霍尔的《花》呼应，作品抽象化大自然的元素以塑造出标志性的形态，而亚历克斯‧伊斯雷尔的《天空》(Sky，2012)则令人想起这位波普艺术家对人造物的接纳。德里克‧亚当斯的《冷静长凳(RWB)》(Cool Down Bench (RWB)，2023)拥抱流行文化，而理查德‧普林斯的《无题》(2010)则以幽默手法与沃霍尔的作品对话，斯特林‧鲁比的《BC (4833)》(2014) 也部分受到沃霍尔的《罗夏克墨迹》(Rorschach)画作启发。

此次展览「安迪‧沃霍尔的悠悠长影」同时展出意想不到的艺术家组合，揭示了艺术家们如何通过沃霍尔的作品进行思考、传递并超越的，展现了沃霍尔经久不衰的影响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