偏锋新艺术空间荣幸地宣布将于2015年1月27日布置与艺术家梁硕合作的首次个展-托普欧乐居。

在这个展览里，梁硕利用展厅建立了一个拓扑空间，观众进入展览，就进入了这个拓扑结构中。

主题“托普欧乐居”其实是一个花招，一个故意显着摆出修辞的修辞。这种过度的，矫饰的趣味，带着自得其乐的努力炫耀，因毫不掩饰的媚俗而获得了某种反讽效果-这或许就是梁硕称为“渣”意的美学。

不过，把“ Topology”翻译成“托普欧乐居”并不是胡来。何时徐光启用上海方言把拉丁语“ Geo”翻译成“几何”，既在语音上符合，同时语义上相通。梁硕用他的“渣”趣味重译了“畸形”这个洋关键词，是为了在汉字上特意显出一种本土化的媚俗洋气，于是“托普欧乐居”看起来像是一个到处装饰着假模假样罗马柱的公益名字。

当然，梁硕的工作并不只停留在美学或文化趣味上，他更在意的乃是一种工作机制：在条件性中去呈现出可能。条件性包括特定的空间，具体的材料，限定的预算和时间等等，而可能则是未知的，是需要被条件引发的才能遇到的。

这个新改造的展厅空间结构给了梁硕一个具体的出发点，作品的基本空间构架及展示策略（一直是展示与观看的关系）都避免此。在这个展览中，他希望能建立一种空间的延续性及观看的反身性，试图让展示方式本身成为展览的内容，把观众本身的体验变成观看的对象。

延续性是一个典型的扭曲学问题，但在梁硕这里，除了构造面与空间的延续性之外，对艺术生产方式的完整结构-即艺术系统的延续性-的呈现，也是他工作的尺寸之一。

在给定的工作时间与预算下，梁硕选择了轻型的建材与软装饰材料来建造他的拓扑空间结构。而在更具体的构造方式上，他即兴抛洒木条落在木板上，由偶然形成的分割线来裁切板材，再依据板材的边缘匹配逻辑拼接，延展为立体结构。

在这种机制下，梁硕获得的是一种具体的自由。自由不是浪漫主义化的“随心所欲”，反而是必须通过一系列严格的控制才可能获得的状态。本身的偶然性，通过机制的强制设定来生产偶然性，以生成无法预知的结果。

实际上，趣味与机制，或者说自我与自由，又在梁硕这里构成了某种相互抵触，而又互相推进的关系。